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伏尔泰、卢梭对1755里斯本大地震的思考

2008-08-07 14:58:00 来源:博览群书 罗秉祥 我有话说

里斯本大地震

1755年11月1日早上9时40分,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及邻近地区,发生了相当于里氏9级的大地震,持续了3分半钟至6分钟(亦有说10分钟)。由于震中在离海岸约200公里的大西洋中,所以也引发了大海啸。当没有被建筑物压着的人纷纷逃至码头等空旷的地方时,6~20米高的巨浪

又把岸边的人卷走。继而里斯本城内起火,燃烧了五天才停。这一连串由地震造成的灾害夺去了6~10万条生命(当时里斯本人口约27万),85%的建筑物被毁(Kendrick,Lisbon Earthquake,1956,第2章,下引该书,只注页码和章节)。

16世纪的葡萄牙经济繁荣,首都里斯本非常富庶。18世纪中叶葡萄牙虽然已过了国力的巅峰,但其繁华与富庶在里斯本还是随处可见。这样一个繁荣的国家首都被毁,全欧洲都震惊。一个流行的说法是,这件大事,是自第5世纪罗马帝国沦陷以来,最震撼欧洲的事件,成为近代欧洲历史的一个分水岭(第122页)。

2005年是这个大地震的250周年纪念,有多本研究专著面世。European Review 这本期刊也在2006年用两期专刊多角度讨论里斯本大地震。由于2004年底南亚的大海啸,2005年8月飓风卡特里娜在美国新奥尔良造成的大风灾,同年10月巴基斯坦的7.6级地震,与250周年纪念日期接近,以致西方讨论天灾的人文学论文,近三年非常多,但中文的讨论却不多。本文希望通过两个欧洲哲学家对里斯本大地震的反省,探求他们的哲思能给我们思考5.12汶川大地震带来什么启示。

伏尔泰的实时反应

里斯本大地震之后,欧洲宗教界不少人都视这次天灾为天谴,但因何事而受上帝惩罚则说法不一。欧洲哲学界的反应比较多元化,因当时正值启蒙运动或理性时代,知识分子非常活跃。

法国思想家伏尔泰(1694~1778)在知道地震详情没多久,就悲愤莫名地写下了一首诗,题为《里斯本灾难哀歌:检视“一切都很好”这格言》(英译本全译见于Portable Voltaire一书的最后部分)。在诗中,他一方面质疑天谴论:若是天主的惩罚,婴儿何罪,也要受罚?这种善恶不分,一律受罚的做法是不公平的。再者,巴黎与伦敦有更多败德的社会罪恶,为何却惩罚罪恶较轻的里斯本?另一方面,伏尔泰藉此大天灾,批判当时流行于欧洲思想界的“乐观主义”哲学。在诗中伏尔泰点名批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(1646~1716)对自然恶的理性解释,在诗的《作者序》中也点名批评了英国诗人蒲柏(1688~1744),他声言还是非常欣赏蒲柏的哲理诗,但对于大家都琅琅上口的那句“一切都很好”很反感。这格言背后的想法是:个别的不幸是有意义的,因为能促进普世的福祉。伏尔泰认为这种说法很残酷。高谈阔论人间苦难必要性的哲学太冰冷了。他指出,当时流行的哲学是虚假及无用的。按当时的“乐观主义”,小弊的出现是为了促进大利,“一切都好”,但里斯本大地震伤亡率如此高,促进了什么全体福祉?

18世纪欧洲的乐观主义哲学

要准确把握伏尔泰因为里斯本大地震而发出的怒吼,先要了解18世纪欧洲流行的“乐观主义”哲学(第7章)。引发这个思潮的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于1710年出版的《神义论:论上帝的仁慈、人的自由和恶的根源》。“神义论”一词是莱布尼兹于此书中所创,全书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形上学的讨论,以说明尽管这个世界有形而上的恶(受造世界必然有定限,不完美,本性使然),道德的恶(来自人类对自由意志的滥用),及物理或自然的恶(各种天灾),但我们仍不能怪罪全善全能的上帝。

在书中,莱布尼兹首先指出宇宙是一个整体,由彼此连接互通的部分所构成。然后他说:“再者,我们知道世事往往如此,恶会生善;没有了那个恶,那个善的结果也不会有。”(第10段)这相当于汉语所说的“因祸得福”,但这种因果效应是上帝所引领的。他用一些日常经验来说明:先苦后甜,甜更甜。一幅图画,在阴影衬托下,颜色会更突出更丰富;生过病,才感受到健康的可贵。同样地,有些小祸,使我们更珍惜福祉,因而福祉显得更大(第12段)。莱布尼兹认定祸福之间有因果关系。他说:“上帝容忍恶的存在,有一个更强而有力、更与其匹配的理由。上帝不但使这些祸产生出更大的福,而且这些大福更能促进在可能范围内最大的幸福。因此,上帝若不容许这些恶的存在,反而是他的错失。”(第127段)。在上帝的安排中,小恶是大善的必要条件。恶的出现是为一个更大的善而服务的。这个因祸得福的规律,是要一个更高超的理性才可掌握。(用庄子的话,必须“以道观之”才能领悟)。所以,莱布尼兹提出一个很有名的命题,我们这个世界,尽管有很多不完美之处,已经是“所有可能世界内最佳的一个”。这不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事事皆好,而是这世界中整体不完美的成分已是最少的了。

莱布尼兹这套理性解释恶存在的必要性,经过他的学生Christian Wolff 的发扬光大,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支持者。英国诗人亚历山大・蒲柏在其长篇哲理诗《人论》(1734)中,更把这种哲思普及化。此诗共分四章,第一章的结尾(第289~294行)特别有名,笔者汉译如下:

整个自然乃是艺术,只是你不知道;

一切机遇都有方向,不过你没看出;

一切不协调皆构成和谐,可惜你没领悟;

一切局部的祸,皆是全局的福。

尽管人傲慢,理性会错误;

一条真理很清楚:任何发生的事,皆有道理。

这里最后一句话“Whatever is, is right” (任何发生的事,皆有道理),便因此家喻户晓。在这首哲理诗中蒲柏也谈及各种天灾(烈日、地震、风暴),但认为皆不宜以局部眼光检视,而是要以整体定律来评价(第141~146行)。

这种处理恶存在的哲学,经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以确立,再经蒲柏简洁优美诗句的普及化,在欧洲脍炙人口。这就是当时的所谓“乐观主义”哲学。这种思想越流行,引起的争议就越大。因此,1753年普鲁士文理学院举办的一个全欧洲公开征文比赛的告示说:“本学院邀请就以‘一切都很好’这命题所代表的蒲柏体系做研究。每一个参赛者尤其需要(1)确定这句话按作者原意的真正意义;(2)把蒲柏这体系与乐观主义体系(莱布尼兹)做准确比较;(3)提出赞成或反对接受蒲柏体系的理由。”普鲁士文理学院共收到22篇参赛论文,于1755年6月5日公布结果。从这一件事,可见蒲柏哲理诗《人论》的巨大影响力了(可惜德文与法文都把“任何发生的事,皆有道理”译成“一切都很好”,这是很多批评不完全公允背后的原因之一)。

伏尔泰对乐观主义锲而不舍的批判

里斯本大地震是伏尔泰对乐观主义批判的开始。他于1759年出版了轰动欧洲的哲学故事《憨第德/老实人(或乐观主义)》。这本小书同时在欧洲几个城市发行,一个月内卖了至少二万本,成为18世纪欧洲的畅销书。故事记载主人翁Candide(字根意义是白色,象征洁白、单纯、未受污染之意;汉语旧译为憨第德,傅雷1955年把它重译为老实人),与其他人到处旅行,途中见到了这个世界各种各样的苦楚:强奸、抢劫、谋杀、屠杀、宗教狂热、各种折磨、风暴、海难、地震、传染病等,可是他的老师邦葛罗斯一直坚持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佳的。例如他们到达里斯本那天,正是大地震爆发之日。小说中这样写道:“当天会后,又轰隆隆的来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地震。老实人吓得魂不附体,目瞪口呆,头里昏昏沉沉,身上全是血迹,打着哆嗦,对自己说道:‘最好的世界尚且如此,别的世界还了得?’”(《老实人》第25页)。整个故事从头到尾都在讥讽当时流行的乐观主义哲学,把莱布尼兹的名句当作爆笑的台词。

伏尔泰于1764年出版了自己思想的精华集《哲学辞典》。其有“善,一切皆善”这个条目(汉语译本,第236~243页),继续对“乐观主义”这个时代精神作无情批评。他讥笑蒲柏诗句“一切局部的祸,皆是全局的福”说:“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普遍的善,由胆石、风痛、一切罪恶、一切痛苦、死和永坠地狱所构成”(第242页)。伏尔泰继续为受灾人士申诉:“这个‘一切皆善’的学说只能把整个自然的创作者表象成一个强暴不仁的国王,只要能实现他的企图,不惜牺牲四五十万人的生命,并使其他的人也都在饥荒和泪水中苦度岁月。”(第242页)

伏尔泰的睿见,是在自然灾害中看到人文或文化意义。里斯本大地震增加了他对教会的不满,对神学及形上学的厌恶,但并没有使他放弃对上帝的信仰(终其一生他还是一个模糊的自然神论者)。里斯本大地震使他怒吼,因为他把大地震的发生诠释为对时代精神的反证。他看到流行的乐观主义哲学的肤浅与冷漠,因此一而再,再而三地批判。

卢梭对里斯本大地震的不同解读

年轻的卢梭(1712~1778)非常仰慕伏尔泰,但他读到《里斯本灾难哀歌》之诗后很不满意。在1756年8月18日,他写了封长信托人送给伏尔泰,而后人常以《论天佑书》来称呼这封信。(英译本全文收于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,第3卷)

首先,卢梭反对伏尔泰对莱布尼兹及蒲柏的谴责。“您似乎以为向我证明了世上一切皆坏,我的情绪就得抚慰”(前引书,第108页)。“您所认为残酷的乐观主义,却在我经历您所谓无可忍受的悲怆时安慰着我”(第109页)。卢梭对蒲柏《人论》哲理诗的反应与伏尔泰完全相反。他认为《人论》能抚平他的烦恼,有助他忍耐,但伏尔泰的哀歌却加深他的痛苦,导他至绝望(第109页)。他甚至进一步为蒲柏辩护,所谓“一切都很好”是指整体而言。这个世界当然有具体的坏事发生,但整个世界并不因此而也是坏的(第115页)。他也接受莱布尼兹的看法,我们没有办法只用理性证明这个世界已经是最好的了,而是要透过信任造物主的完全良善(第115页)。因此,他继续信仰仁慈的“天佑”(第115~117、120~121页)。

其次,卢梭说他在另一本书中(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),已力图指出人类面对的很多苦难其实都是自招的,很多天灾,也有重要的人祸因素,因此可以提防(第109页)。如里斯本大地震,伤亡如此严重,是因为人为地有两万栋六至七层的房屋挤在一起之故(第110页)。他坚持人祸往往甚于天灾,这与他稍后出版的《爱弥儿》全书第一句话“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,都是好的,而一到了人的手里,就全变坏了”相一致。

再次,卢梭提醒伏尔泰这个非常仰慕牛顿的人,地震出于自然定律(第112~113页),不受人类意志转移。他讥讽地问:“难道只要我们在某地建了城市,那地方就禁止有地震?”(第110页)另外,卢梭认为突然死于天灾并非最坏的死亡。突然死于天灾,比不上死于人为的漫长死亡过程的残酷(第110~111页)。

卢梭视“自然灾害”为社会建构,其受重视的程度,要看受到影响的人是谁。他语带讥讽地说:“您一定希望(大家也如此希望)地震发生在荒野中,而不是在里斯本。其实荒野当然也曾发生过地震,但我们从没有谈论及,因为这些地震没有损害及城市中的绅士。”(第110页)卢梭甚至指责伏尔泰才是高谈阔论,说风凉话的人。因为伏尔泰自己当时颇富裕,有名医生伴随,可以安详袖手谈哲学,条件优越却对人世间的苦难说三道四。而卢梭那时生活潦倒,染上顽疾;生活困顿,却满意地认为这个世界整体还是好的(第120页)。62岁声望如日中天的伏尔泰,没有给初出茅庐的卢梭回信。

伏尔泰与卢梭对1755里斯本大地震的截然不同反应,可说是各有道理。一方面,伏尔泰看到逻辑、理性,与宏大形而上学体系,皆不能解释消除人类生存的悲惨痛苦。如美国观念史家Lovejoy于1933年所说,伏尔泰对乐观主义哲学抱怨的是“他们通过把恶表现为内在于宇宙的永恒结构之中的、不可避免的和本质的东西,而将我们所经验到的实际的恶显得更糟”(《存在巨链》汉译本,第263页)。另一方面,卢梭看到伏尔泰只在冷嘲热讽,在怒吼,在做大破坏,却没有新建设。伏尔泰在怨天,卢梭认为倒不如怨人;文明人要自我严厉检讨。

西方宗教哲学的发展,早已超越了18世纪的想法。英国哲学家John Hick于1966年的成名作《恶与爱的上帝》中,一方面承认天灾的出现没有办法用理性彻底解释,这是他与莱布尼兹的不同。与莱布尼兹相同的是,他也看到人类会因祸得福,但他把这个福清楚限制在人性中美善光辉面的培养。一场天灾,可以引发出人类巨大的同情心、舍己为人的爱心、救人的无比勇气、不问回报的慷慨等(前引书,1968年英国版,第365~367、369~372页)。

卢梭的睿见,是在天灾中看到更重要的人为因素,看到天灾中有社会建构的成分。我们也可以问:四川大地震后我们应该如何反思我们的文化/社会精神?比如,我们可以问:有多少不应该倒塌的房屋倒塌了?有多少的滑坡是源于过度开发带来的自然生态破坏?

孟子认为,对国家而言,“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”(《孟子・告子下》)。因此可以说国家有难,就是把坏事化成好事的契机;我想,这也是温家宝总理于灾区学校黑板题字“多难兴邦”的意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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